美國的獨立戰爭結束了它作為囚犯流放地的歷史，因此英國需要物色新的地方建立監禁地。曾作為博物學家與庫克船長一同航行過的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約瑟夫·班克斯爵士促使澳大利亞成為安置囚犯的殖民地。

1788年1月，由11艘船隻組成的第一艦隊抵達博特尼灣。但菲力浦總督覺得雪梨港更可取。1月26日，菲力浦總督在雪梨港登陸。這一天現在定為澳大利亞國慶日。第一艦隊共載有1500人，其中半數是囚犯。羅伯特·休斯所著《決定命運的彼岸》一書便是近代關於囚犯制度的經典作品。他認為這個制度對澳大利亞社會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在以後的80年中，英國向澳大利亞輸送了約16萬名囚犯。

逐漸地，自由移民的人數大大超過了囚犯。19世紀中期的羊毛工業和淘金熱促使移民活動進一步發展。勞動力的缺乏、一望無際的叢林以及通過農業、礦業和貿易而致富，所有這一切是形成澳大利亞獨特的社會機制與思想感情的因素。

1788年當歐洲移民到達時，澳大利亞約有30萬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峽島民。殖民地的開拓強行攆走了當地的土著民族，中斷了傳統的土地管理方法，並將新的動植物種類引進易受毀壞的生態系統中。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由於新的疾病、文化中斷和解體的影響，土著民族的人口大幅度減少。

20世紀初，澳大利亞是一個開放、民主的"新世界"。這裏沒有貴族階級或統治階級，只有人人平等的觀念。澳大利亞社會崇尚人盡其才，充分實現自我。

1901年，通過宣佈六州聯邦憲法，澳大利亞聯邦宣告成立。締造者們相信他們是在創造新生事物，因而注意避免舊世界的陷阱。他們要把澳大利亞建設成一個和睦、統一、人人平等的社會。他們有著關於人權的先進思想，遵守民主程序，並推崇無記名投票法。但是，他們在種族問題上卻區別對待，歧視土著與亞洲民族。澳大利亞同英國保持著廣泛的聯繫，許多人仍將英國視作他們的"祖國"。但從那時起，澳大利亞同英國在憲法上的聯繫逐漸變得鬆散。

亨利·帕克斯爵士是澳大利亞聯邦的偉大倡導者。他認為，澳大利亞已經具備了統一的條件，因為"她的人民充滿活力，勤勞，有進取心，有遠見，並富有創造力。"

當時歐裔移民人口為380萬，其中半數居住在各大城市。有四分之三的人在澳大利亞出生，主要是英國、蘇格蘭或愛爾蘭人的後裔。一般來說，他們的生活水準高於其英國的親友。從1900年到1914年，澳大利亞農業和製造業的生產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同時，在建立政府與社會服務機構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澳大利亞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1914年，澳大利亞男性人口不足300萬，但其中近40萬人自願參戰。6萬名志願軍犧牲，數萬人受傷，許多人傷勢嚴重。

澳大利亞人繼承了戰爭年代的光榮傳統。在澳大利亞民族精神中，沒有任何一種比"澳新軍團"的精神更為特殊和受到珍視。澳新軍團的傳統是1915年在土耳其加利波利戰役中鍛造出來的。現在，4月25日被定為澳新軍團節。每年這一天都要舉行全國性的紀念活動，緬懷澳大利亞在所有戰爭中的犧牲者。

"最終，澳新軍團代表的是為了崇高目標而奮 鬥的大無畏英勇精神，代表進取心、機智、忠 誠、同志情義和永不認輸、堅韌不拔的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學家查理斯·比恩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是一個局勢動盪不定的時期，大批軍人退役，渴望重建他們的生活。此時，社會和經濟差距擴大。30年代許多澳大利亞金融機構倒閉，經濟大蕭條的艱難歲月使這一差距進一步加大。

就某些方面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澳大利亞歷史上起了增強澳大利亞人自信心的作用。澳大利亞軍隊對盟國在歐洲、亞洲和太平洋取得的勝利作出了顯著貢獻。參加過這場戰爭並活著回來的一代人由此產生了民族自豪感。

在1967年的公民投票中，澳大利亞人以壓倒多數的選票授權聯邦政府為土著人立法並將土著人納入人口統計中。這是土著與非土著澳大利亞人共同積極支持這項運動的結果。人們普遍認為，這充分證明澳大利亞人希望他們的政府採取直接措施，以改善土著人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社區的生活條件。

1972年，自由和鄉村（現名為國家）黨聯盟戰後在國家政壇上的長期統治結束，澳大利亞工黨當選執政。此後三年中，澳大利亞的社會與經濟政策有了很大變化，在衛生、教育、外交、社會保障和勞資關係等方面進行了重大的立法改革。但是，憲政上出現了危機。1975年，總督免除了總理戈夫·惠特拉姆的職務。在隨後舉行的大選中，自由和鄉村黨聯盟以壓倒多數的選票戰勝工黨，並執政至1983年工黨再次當選。現在由約翰·霍華德先生領導的自由和國家黨聯合政府在1996年的大選中擊敗工党，並於1998年再次當選。